理性冷静看待贪污受贿定罪量刑的数额情节标准

  近日,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引起法律界、法学界高度关注,热烈讨论。在多数人表示接受、认可或肯定的同时,也有少数人提出了质疑:一是如此提高贪污受贿定罪量刑的数额、情节标准是否与十八大以来以高压态势打击惩治贪腐犯罪的大气候不相适应?二是如此提高贪污受贿定罪量刑的数额、情节标准是否与其他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不相协调?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我非常理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示认同。但是作为法律人最重要的心理素质应当是理性、冷静。基于此,针对以上两个问题谈以下管见。

  腐败犯罪是人民最痛恨的犯罪之一,同时也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客观地讲,党和政府历来非常重视反对腐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改革开放之初的1983年,原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犯贪污、受贿两罪涉案金额仅6.9万元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受贿犯罪被处死刑的领导干部,据说此案受到时任中央纪委陈云同志的极大关注。又如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544万余元于2000年2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再如2000年8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志杰与其情妇受贿4109万元,经两审终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迄今为止因腐败犯罪处以死刑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以上三个案件的被告人都被判处了死刑,涉案金额从6.9万、544万提高到4109万,被告人职务从县处级干部、省部级干部发展到副国级干部,案发相隔时间也只有十七、八年,这是为什么?再放眼望去,如今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的涉案金额、涉案人数、被告人的级别又何止与以前可相提并论?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在我看来,腐败的发生、贪污贿赂犯罪的泛滥有着非常复杂、深刻的原因,遏制腐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不能靠重刑主义,必须党纪、政纪、国法多措并举,预防与惩治兼顾配合,并且常抓不懈,坚持。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最初提出“八项规定”到完善中央和地方巡视制度,从“苍蝇老虎”都要打到确立“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表明我们党已经走上了这样一条综合性、全方位的反腐之路。运用刑法手段打击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固然重要,但只是其中的措施之一。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发挥这一手段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能期望通过刑法手段包括重刑主义解决腐败问题。

  总之,我们应当从历史、长远、全面的观点看待腐败问题包括贪污贿赂犯罪,进而理性评估刑法手段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不能简单化地评价此次两高司法解释调整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情节标准。

  仅从此次确立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看,确实比以往提高了不少,给人一种似乎一味从宽的感觉,其实不然。首先应当明确此次调整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从多角度看都是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对此不少学者已发表了高见,我不必再赘述。其次,我想强调这次调整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不仅有“宽”的一面更有“严”的一面,主要有:其一,并不单纯以涉案金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采取了“金额+情节”的立法模式,这是对贪污贿赂犯罪危害性的深刻认识和正确反映;其二,明确规定在法定条件下可以对被告人执行终身监禁;其三,加大了财产刑力度,不仅罚金与没收财产可以选择适用,而且罚金刑判罚标准明显重于其他犯罪;其四,法网更加严密,突破了以往对贿赂犯罪中“财物”的解释,不仅包括货币、物品,还包括“财产性利益”;其五,鉴于受贿与行贿的天然联系,强化并重打击;其六,不仅制裁贿赂犯罪,而且对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构成其他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而不是按照牵连犯或吸收犯一罪处理。

  从立法学上讲,作为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法,不仅要关注一个一个具体罪名的罪刑关系,而且还要协调、平衡不同罪名相互之间的罪刑关系。一些人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此次司法解释对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数额、情节标准的调整与其他经济犯罪、财产犯罪相比不合理、不公平或者失衡。乍一看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深入研究之后,并不能简单得出此结论。

  首先,此次两高司法解释已经考虑到这一问题,对有关经济犯罪包括挪用公款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犯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也进行了调整,而且一般都高于贪污、受贿犯罪的标准,有的甚至高于五倍。

  其次,有的人以现行的有关财产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与贪污受贿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进行对比后认为明显的“不公平”或“失衡”。从静止的观点看,不能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看问题应当多角度,从发展的眼光看,如果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为什么下一步不可以调整其他有关犯罪的数额标准。事实上,在以往司法实践中,两高已经多次通过发布有关司法解释调整过包括盗窃罪、诈骗罪等常见、多发财产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同理,将来还可能再调整。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如何比较不同犯罪之间罪刑关系的标准和角度问题。不少人都把盗窃罪与贪污受贿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进行比较,认为后者与前者太悬殊了。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便从数额比较上发表意见。但我想提出一点,即对两种犯罪社会危害程度的认识不能只从数额多少上看,也不能从哪个犯罪客体在理论上更重要来看,而应当关注社会公众的切身感受和社会安全感。就以盗窃罪为例,虽然每个个案所涉及的盗窃数额远远低于贪污、受贿犯罪,但由于盗窃罪侵犯的是个人财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普通百姓,而且盗窃案件发案率历来居于各种犯罪首位,占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的70%左右。因此,它是社会公众直接感受最多的犯罪,也是所有刑事案件中受害人最多的一种犯罪,同时还是对千家万户的社会安全感负面影响最大的犯罪。

  最后,即使从现行规定看,从总体上讲,也不能简单认为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比盗窃罪轻。从刑法学的角度讲,什么样的减肥药效果最好?。此罪与彼罪何者为重罪、重刑的比较不只是看司法活动中定罪量刑的具体标准,而是要从法定刑、法律后果等多方面进行比较。从法定刑看,贪污受贿犯罪至今仍保留了死刑。盗窃罪则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就取消了一般盗窃罪的死刑,只对两种特殊盗窃罪可以判处死刑。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又取消了该两种可判处死刑的情况。现在盗窃罪最重也只能判处无期徒刑。从法律后果上讲,贪污受贿罪在判处死刑及执行刑罚过程中符合法定条件的,将面临终身监禁。盗窃罪虽然最重也可以判处无期徒刑,但在执行中并没有不可以减刑、假释的限制,一般都可以提早出狱。